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薦讀 | 陳守湖:《河畔老屋》,記憶魅惑與文學書寫



學者郜元寶在評析中國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體時說:他們更多地向過去傾斜,在那里尋找創造的源頭。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潘年英,對“過去”的迷戀顯而易見,他念茲在茲的人類學筆記,其實就是基于“過去”的書寫。因此,他的大多數作品都充滿了記憶的魅惑。其新著《河畔老屋》同樣延續了記憶魅惑這一顯著的文學特征。


在《河畔老屋》中,潘年英以極其細膩的筆觸書寫了四座老屋:河邊老屋、食堂老屋、竹林老屋、半島老屋。這幾座老宅的變遷史,就是他記憶中的百年家族史。這類普普通通的家族,在中國大地比比皆是,如同野生植物一樣茂盛。它們不可能進入宏大的歷史敘事,但卻承載著最幽微的歷史細節。我細讀過潘年英關于故鄉盤村的幾乎所有文字,閱讀體驗大體是一致的——他的記憶書寫有著對讀者的極強吸附力。文學經驗告訴我們:記憶左右了作家的文學精神,不管他在文學這條道路上走出多遠,記憶都是他最可信賴的源頭。在我看來,《河畔老屋》的文學魅力,正是源于潘年英對于記憶魅惑的精心編織。這部作品,包裹著成長的痛楚與甜蜜,鋪陳著家族的幸福與創傷,漫溢著風物的繁盛與衰落,掩映著人性的光明與晦暗……這樣一來,潘年英個體的記憶便具有了普適的“可讀”價值。不管光陰如何流轉,無論世事如何滄桑,文學訴諸的始終是人心與人性。在《河畔老屋》中,我讀到了人心的澄澈、人性的澄明。


堅守本土和田野,是潘年英鮮明的文學主張。多年來,他一次次地返回故鄉,又一次次地從故鄉出走。因為他的“返回”,記憶中的故鄉不斷地被現實中的故鄉改寫而豐饒。因為他的“出走”,現實中的故鄉不斷地被記憶中的故鄉收納而沉淀。作為既熟悉作家本人又熟悉其作品的讀者,倘有人問我:《河畔老屋》和以前潘年英的故鄉書寫有什么顯著差異?我的回答或許會是這樣的:如果說以前的“故鄉三部曲”更多的是沉溺于鄉土記憶,那么,《河畔老屋》則在記憶的底板上不斷地涂抹了鄉土的現實色調。


對于潘年英這樣的鄉土離散者而言,“沉溺”與“涂抹”,意義何在?我認為,其意義在于離散心態中強烈的身份認同。日復一日的在鄉者,是沒有身份焦慮的。徹頭徹尾的去鄉者,其身份焦慮也會在時間流逝中消遁,而離散者的身份認同自覺卻會不斷強化。哲學家洛克曾說:“如果一個人的思考行為能夠回溯到過去的任何一種行為或思想,那么這個人的身份認同就能得以確立,現在的他與過去的他擁有同一個我,而這同一個我就是現在正在反思過往行為的那個我?!迸四曖⒄欽庋晃揮滌兇歐崛募且淶姆此頰?,鄉土的記憶與鄉土的現實,在歷時與共時兩個維度的交匯中,建構了這位侗族作家的自我身份認同。


讀者固然可以給文學作品施加諸多的社會學價值,但對作家的創作而言,對其作品的所有價值闡釋首先須基于文學性?!逗優俠銜蕁匪嘀募且澉然?,理所當然歸功于潘年英的文學想象。他甚至是較為抵觸文學社會學闡釋的。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即坦言:“《河畔老屋》是很文學的,不要過度解讀它的社會學意義?!焙臀難喙亓募且?,其實并不追求口述史價值。法國作家普魯斯特曾提出“非自主記憶”這樣的文學概念。很顯然,“非自主記憶”不會去為記憶尋找確定無疑的佐證,它最重要的是展現情感的高度真實。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維度來觀照,《河畔老屋》中的故事都是微不足道的,但作家的文學想象卻給它灌注了情感真實,從而變得耐人尋味起來,文學性由此在四座老屋搭建的文學空間中生成。當然,對于熟悉潘年英作品的讀者來說,文學性的賦魅并不僅僅來自《河畔老屋》這樣一部長篇散文,它同樣源于潘年英在多年文學創作中構建起來的盤村這個文學空間,《河畔老屋》與潘年英的其他作品,形成了文學意義上的強烈互文性。


德國學者阿萊達·阿斯曼認為,回憶并非是將一個個的記憶碎片連綴起來,呈現出完整無缺的、關聯度極高的歷史畫面,而是一種帶有強烈情感性的經驗聚集。作家的記憶書寫不會刻意追求阿萊達·阿斯曼所析出的文化人類學喻意,但《河畔老屋》的確呈現了帶有強烈情感性的經驗聚集這樣的顯著特征。強烈的情感性,或許可視為記憶書寫歷史性與文學性的分野。有著人類學學者與作家雙重身份的潘年英,之所以能從田野、口述、文化記憶這樣一些概念的束縛突圍,就在于盤村是情感不斷加持的文學空間,而不僅僅是實體的地理存在。同時,我們亦必須承認:歷史之于個人記憶的規訓其實是無處不在的。因此,對于作家來說,他的記憶書寫往往是在對歷史規訓的反抗和逃逸中完成的,這是文學性生成的必然。但是,這種帶有強烈情感性的經驗聚集,亦生成了文學敘事的“副產品”——賦予了文學性的個人史。經驗的聚集雖然是零亂的,但由于強烈情感的注入,它同樣是有??裳暗??!逗優俠銜蕁反琳叩奈難С寤?,正是在記憶書寫的沖突與悖逆中完成的。


文/陳守湖

文字編輯/邱奕

視覺編輯/向秋樾

編審/李纓